2025-06-08 22:12 Tags:Feminism
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实际上只有一百余年的历史。
尽管在封建时代，也存在着不少具有女性意识的超前者，但她们的思想往往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不成系统，更没有对男权社会与制度产生深刻的变革。因此，女性开始有意识、有规模地争取自身的解放，实际上只有这一百余年的历史。然而，也正是这短短的一百余年，中国女性的地位、权利与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太姥姥裹小脚，我的姥姥不识字，我的母亲还存在着许多封建观念，而我正在更宽阔的路上走向更远的地方”。这往往是当代中国女性的真实写照。
女权运动出现之前，女性在各种意义上都不被视为真正的“人”。如宋朝规定丈夫殴打妻子如未造成重伤则不追究，而一旦追究，甚至会将妻子一并治罪，因为“事夫如事天”；号称以孝治国的汉朝，妻子打丈夫的罪却远远重于男人殴打父母。
▲清代时杀害女性的“理由”。
从“女子竟同牛马偶”，再到今天，靠的不是什么“时代进步”——这不是一个自发过程，更不靠一群男性形象的“仁人志士”的恩赐施舍，靠的是一代又一代女权主义者凿出的一条血路。
那么，她们是如何在荆棘密布的荒原上种出一个春天的？为什么有人说，“历史好像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百多年妇女解放运动的出发点上”？回顾这一百余年女性走来的风雨历程，我们可以得到哪些结论和启示？本文试图初步探讨这些问题。
民国篇
女权主义的相关思想在中国，最初是由男性传入的，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被男性主导的。这是一个非常冷的知识，或许很多人初听会震惊，但这并非字面意思。
我们知道，从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清朝禁闭的大门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史。而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已经到了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地步，中国人已经从曾经自诩“天朝上国”的心态完全转变，有志者刻苦学习西方先进思想与技术，试图找到变革之道，以此救亡图存；而芸芸众生面对西方时，或自卑，或拜服，或仇恨，但毫无疑问，都完全承认此时西方列强在任何方面都远胜于中国。
所以，此时中国的男性先进知识分子——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也只有男的有机会成为知识分子——纷纷全盘接受西方先进思想。他们除了学到了“自由平等博爱”“道德科学民主”以及马克思主义等等，还从西方那里首次接触到了“女权主义”。
大规模的女权运动与系统性的女权主义著作始于欧洲，与资产阶级革命相伴相生，共同让人类走出了封建时代，开启了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时代——这也是当时的西方远发达于中国的原因之一。
因此，女权主义作为需要争相学习的西方先进思想之一，于清末流入中国，甚至一度成为显学。
然而，正如何殷震所言，这些先进的“女权男”，如梁启超等人，装模作样地提倡女权，是因为他们崇拜强权，希望得到欧美认可，想被欧美人称赞“文明人”，而非真切考虑女性的权益。
并且，由于他们自身的性别局限性，即便作为当时最为先进的男性知识分子，依然无法真正理解，或者是理解了但选择刻意曲解地传播“女权主义”。
首先，女权主义变成了他们将女人视为“亡国祸水”的依据。他们声称中国之所以被列强入侵，全因为中国女性的堕落羸弱。例如，梁启超声称，因为中国女人没有知识，也没有工作，无法自己养活自己，所以中国才被拖累得无法富强。
我们中国绝不是亡在武人政客的手内，一定亡在妇女的手内；因为她们不能和西妇一样，造出如欧战内勇敢的好国民，恰恰天天伤害他（指儿子），戕贼他，使他成了痴子痴人，使他成为不健全的国民，一点没有力量去干事，恰还算她是能够教育的。唉！唉！这岂是国民之母，实是国民之敌了。
——《国民之敌》
女权主义是首先指出女性受压迫的现象，例如被禁止读书和工作，被限制人身自由等，并分析这些现象的源头——男权制，进而探讨如何改变和推翻男权。而这些清末民国的男知识分子却将女性受压迫的现象变成攻击和歧视女性的理由，将女性无知识无工作怪罪于女性具有“劣根性”，却闭口不谈女性到底是被谁禁止了读书和工作，甚至倒打一耙，恬不知耻地将自己视为女性的“教师爷”和“救世主”。女权主义在他们那里，只是用来论证：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全因中国女子不能自立自强，远逊西方女子”。多么可笑，盛世女人点缀，乱世女人顶罪。即便是当时最“先进”的男知识分子，即便是随着西方坚船利炮轰进来的主义思想，通通在本土男权的性别逻辑面前败下阵来，一如在历史上曾无数次发生过的那样。
当时的男知识分子与男性掌权者除了积极学习和传播“女权主义”外，还进行了“实践”：1907年，清廷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首次允许女性读书。而清廷允许女性读什么样的书呢？答案是能让“今日之女学生”，成为“他日之贤妻良母”的书。这一时期的男性尽管哇哇乱叫大谈特谈“女子教育”，但你若问他为何要提倡女子教育，他会回答：“欧美列强纵横于世界，非徒船坚炮利也，实有贤妻良母之教”。
1918年的一篇男性作者发表文章从反面论证了此时期由男性主导的“女子教育”的本质：女子教育虽好，然“财政问题、诉讼问题、赋税问题以及公益问题，万勿越俎代庖”。
在清廷等保守派急于培养“贤妻良母”之时，左男也急于让女性成为他们的“革命伙伴”。例如，蔡元培在他主办的女校中教女子如何制造炸弹，如何暗杀，如何自杀式袭击，教育她们要为革命献出生命，然而蔡元培在别的场合却又大谈“反对暴力革命”。在南方的一些女校中，也在把女性培养成杀手或死士，为了他们的革命大计。
右男提倡“女权”，实为让女性成为贤妻良母来使“国家富强”；左男提倡“女权”，实为将女性动员成为他们的革命资源。而一旦稍有质疑，他们便会声称“国民革命就是女权主义”，革命胜利了女性问题就解决了——在后续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国民革命”将被替换为“社会主义”——可既然在他们口中，革命与女权主义是等同的，那为何一旦倒过来说进行女权运动就是国民革命，他们便会勃然大怒？
事实上，以所谓的宏大目标、共同利益覆盖或遮蔽女权主义的目标是他们的惯用手段。正如美国废奴运动在慷慨激昂地为（男）黑奴争取人权时，却禁止女废奴主义者进入会场，他们声称必须要分清轻重缓急，先取得奴隶的解放，以后再谈妇女问题。于是，黑人男性在1866年拥有了选举权，而白人女性在1920年拥有了选举权。
在辛亥革命中，女性立下了汗马功劳。浙江英雌尹锐志组建了浙江女子军；辛素珍组建了女子国民军、女子敢死队和女子暗杀团，与敌人血战到底；唐群英更是在南京一役中率女子北伐队攻破玄武门，势如破竹，光复南京，名震天下，被视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然而，1912年2月，民国颁布的临时约法中只承认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删去了原稿中的“男女平等”。可此前，同盟会为吸纳女性参与，打出男女平等旗号，吸引了很多进步女性，她们为辛亥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孙中山也承诺：立法保证男女平等，女性也能享有选举权。
唐群英得知后，异常震惊，当即在南京发动女界，组织“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女权运动，并席卷全国。同年3月，愤怒的唐群英带着一批女兵配枪持剑，直闯参议院，踢倒卫兵，砸烂玻璃窗，使会议中止。7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会议召开，时任法制院院长宋教仁再次将“男女平权”等内容删去。8月，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唐群英率领众上台质问宋教仁。宋教仁沉默不语，唐群英愤怒掌掴宋教仁，时任参议院男议长林森前来劝阻，也被唐群英掌掴。
会后，唐群英起草传单，呼吁女同胞“同心一志，充分实力，不患不有夺回我女权之日”。同盟会女会员则质问：“既定名国民党，首先废弃二万万女国民，名尚符实乎？”女子参加革命，“与男子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弃女子于不顾？”
唐群英随后向孙中山致信痛诉不公。孙中山则回信：“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人所能挽回…”
他们总是说，“阶级大于性别”、“女权运动要包含在‘社会’运动之中才行得通”、“革命胜利了，女性就解放了”…可事实与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并非如此。
为什么女性解放或者女性问题总是被斥责为格局小、狭隘、没有从全社会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因为他们所谓的社会角度，其实是男性角度。他们所谓的“社会”革命，其实只是争取一群男人取代另一群男人的革命。
尽管从表面来看，女权主义最初是由男知识分子引入中国的，但背后的目的却全然与女性自身的权益无关。保守派男性希望以此来佐证国家羸弱是因为女人堕落，并试图以培养“贤妻良母”的方式重振大清。革新派男性希望动员女性成为他们的革命资源，并打着各种“进步”的旗号和幌子吸引女性加入，告诉她们一旦跟着他们革命成功，女性就得到了解放——却只是一张张从未兑现过的空头支票。
所以，现在有很多营销号把民国时期的男革命者的文章拿出来，文章中慷慨激昂地说什么女性权益，底下评论纷纷感动：“伟人不愧是伟人，太超前了😭”。这是根本不了解这些文章诞生的社会与时代背景：首先，女权主义作为西方思想，在当时是无比的、第一等的时髦与显学，这些男知识分子所谓的“超前思想”不过是对西方女性先驱的鹦鹉学舌。而当时真正超前的女性女权主义者，如何殷震等，她开宗明义地指出：“男子为女子之大敌，非惟古代为然，即今代亦然；非惟中国为然，即外邦亦然”，而她在营销号中根本查无此人。并且，打着女权主义的旗号吸引女性加入、成为他们的革命“伙伴”，不过是他们完成自己目的的常用策略与手段。在革命胜利后，女性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女权主义反而遭到了更严厉的禁止。
女性问题常常被所谓的“宏大目标”所遮蔽，女权运动始终被视为“社会”运动的附庸与局部，被视为狭隘与例外——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真正女性作为主体、女性作为主导的女权运动。总是女权的旗号刚打出不久，就被告知你们要去参加、去投身到更加伟大和宏大的运动中去，只关注女性的利益和问题是狭隘的。然而，一旦运动的目标达成，此前“xx胜利了，女性就解放了”的承诺往往也立即随之作废。
这一男权话术陷阱，在民国之后的时期一直延续了下去，直到今天。
（未完待续）